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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 百余年来，仁人志士害怕亡种绝国，于是效法西洋,奋起革命，同时锐意于种种革新。但是不免性急，又常常短视，结果往往欲速不达，好心办了坏事。尤其在文化方面更容易犯此种错误。因为文化这东西本来就是日积月累造成的，非一蹴可及，要破坏起来倒是容易，破坏之后再建设可就难了。能破未必能立，大破未必大立，破字当头，未必立在其中。李逵举板斧，一路砍去，只见头颅纷纷落地，一旦砍错，要把这些头颅接起来可就没门了。如果砍的是树还好一点，毕竟还有可能再生，但要长回原来的样子也不容易，至少十年、几十年，说不定得百年、几百年，搞得不好也可能永远长不回去。 汉字简化就是一例。当初何尝不是好心，以为笔画简化以后，小孩学起来容易，大人写起来省时，哪里料到几十年后会发明电脑，一键下去，繁简不分，难易无别，花的时间都一样多,几十年来在文字改革上所耗费的无数人力、心力、物力，今天看来大部分都是无用功，不仅费力不讨好，而且留下一大堆后遗症，又得花几十年来收拾、来补救,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简化汉字还只是文字改革的初步，文字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要抛弃汉字的象形系统，而改学西方的拼音，亦即汉语拼音化（或说拉丁化、罗马化）。这种自掘祖坟的宏图大计今天已经没人敢提了，大家也就忘了，但今天来谈简化汉字的后遗症，却不能不先说说这个终极目标。因为知道有这样一个宏伟目标的存在，才能懂得一些朋友在改革时为什么那么大胆，那么轻视祖宗成法，那么轻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 但汉语拼音化今天既然没人敢提了，我们就放它一马，不再费精力去打这个已经逃跑的敌人，所以下面只谈汉字简化的后遗症。 汉字简化有什么后遗症呢？ 第一，它破坏了汉字的造字逻辑。汉字以象形为本，每一个字写成什么样子都有自己的道理，古人把这些道理分成六类，是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简化字虽然也有一部分总算多少遵守了六书的理路，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简化笔画而不讲什么道理的。 第二，它损坏汉字固有的美。汉字既以象形为本，那么每个字或全部或部分总是“画成其形”，具有一种图像之美，以后又逐渐演进，形成一种以图像为本质的线条之美，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书法之美。简化字在破坏汉字造字逻辑的同时，也就破坏了这种图像美和书法美，所以书法家大多不愿写简体字，其理在此。 第三，它造成了阅读古籍的障碍。这一点无须多说。台湾的小学生都能阅读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一千多年前的文献,大陆恐怕连大学生都不行。很多朋友一看到繁体字（正体字）就头疼，就失去了读下去的兴趣，遑论古文？ 第四，它增加了大陆与海外华人沟通的困难。这一点也无须多说，因为别人用的都是正体字，我们又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简体字。 第五，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汉字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简化字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既然创造出来，以后要消灭就很困难。而原来的正体字，即我们大陆所称的“繁体字”，显然也不可能被消灭，那么汉字的总数不是更增加了吗？而这种增加是毫无必要的。 第六，它造成汉字使用的混乱。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繁简字转换时，例如，“余”字是“”的简体，但作“我”讲和当姓用的时候是不可以写作“”的，而电脑不识，结果就会弄出“不敏”、“秋雨”之类的笑话来。 第七，汉字流传了几千年，古书一再翻印，一本书每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古籍校勘也就成了一门大学问。现在又用简体字来印古书，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古籍校勘学上，“一九五七年”（汉字简化方案于此年开始施行）必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添乱的分水岭。 汉字简化的后遗症，以上七点还只是荦荦大者，尚未说尽。但仅此七点，也就足以证明恢复正体字之必要了。 如何恢复呢？ 简体字已经被上十亿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再要想加以消灭恐怕很难，并非发个命令就可以做到的。为今之计，只有两体并行，把简体字限制在报刊和手写的范围，其余凡国家公文、学校教科书、正式书籍（特别是古籍）都只许使用正体字。再过若干年,报刊也大部分使用正体字,简体字只限少数普及读物和手写。最后,凡印刷物都用正体,简体字只限手写。 有人会说，这样一来，以后几十年中，我们的学生不是繁简字都得学吗？以前想减轻负担，现在反而得增加负担。是的，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除非我们愿意一直错下去，造成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后遗症，否则便只有此路可走。 听说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于1985年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那么正好，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革”出来的麻烦，正好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努力“工作”来善后,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庞大机构总得有点事情做吧。 什么叫瞎折腾？简化汉字就是典型的瞎折腾。“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以为是的后生们总是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想起老祖宗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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