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知兴：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一直在做模仿秀的工作，物质层面的东西和表面规则已经学得比较多，基础性制度规则的变革却还没有启动。正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谈到的后发劣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未能协调一致，致使宏观制度成为微观创新的最大障碍，这是社会痛点形成的总的根源。

　　另一方面的原因跟人的存在感有关，我们知道，模仿秀是没有灵魂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你学得越像，你的危机感会越强。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的价值在哪里?这种危机感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很痛苦的，整个文明很痛苦，每个个体也很痛苦。

　　CBR：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企业进行痛点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肖知兴：这是前一个问题的延伸，也就是说宏观成为微观的瓶颈，宪政、民主、自由成为企业文化、创新和领导力的瓶颈。具体来说，任何意义上的企业家创新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比例，如果官商和盗商的投资回报率比规规矩矩经营的企业家回报率高出一定程度时，就不要期望企业家都是圣人。价值创造型企业慢慢就会发生生存危机，甚至投靠到另一边，为虎作伥，这也是当前最危险的一点。当前环境不是鼓励创新，而是寻租。

　　当下，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狂妄自大相互纠缠，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障碍。当前知识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没有超过李泽厚和林毓生，甚至没有超过胡适和钱穆。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性创造，即把传统文化中好的成分与现代文明对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没有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就会发生身份和定位危机，这也是解决前边提到的灵魂问题。

　　CBR：从微观而言，企业文化能否足以推进创新，解决社会的痛点问题?换句话说，在大环境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企业自身的努力有没有一点希望?

　　肖知兴：要建立起微观创新的气候系统，创新者就像在打造孤岛，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高，成功的几率就更低。打破这种僵局只能靠一小部分人的坚守，价值创造型企业就像沙漠中的孤岛，当孤岛足够多时它便会连成绿洲，当绿洲连成片时它就是塞北的江南。每一个好的企业都是社会的一个缓冲器，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当然是靠对公权力的驯服，但同样需要大量的价值创造型企业。好的企业一定要给员工一个共同奋斗的愿景，鼓励员工做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好事以实现社会价值。通过企业文化的引导，将员工的行为规范在义与利的交集中。长期坚持下去，将有助于打破宏观环境鼓励官商和盗商，进而加剧破坏创新环境的恶性循环。

　　CBR：尽管创新环境恶劣，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满足社会的需求。中国企业可行的创新模式将是怎样的?

　　肖知兴：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从来不是难点，好多本土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企业都是商业模式创新的范例，但单纯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收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它不是摧枯拉朽式的破坏性创新。真正伟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往往是同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的。像iPhone对通讯业的颠覆，甚至连麦当劳的创新都是同它的冷链技术、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技术创新的配合，光靠商业模式的创造是很难产生超级利润的。

　　对经济全球化，秦晖有一个很精彩的分析，就是“低人权优势”理论。聪明的公司会利用中西创新与福利环境的差异获取超级利润。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苹果3000多亿市值里，我认为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至少要占到一半左右。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选择恐怕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把价值创造性工作外包出去，也许中国企业实现创新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资到硅谷、北欧等发达国家的创新热点地区，通过建立自己的海外分部来反哺中国总部。华为和HTC某种意义上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利用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做到创新与低成本的无缝结合。当然，即便是这样也很难形成自主创新的绝对实力，理想的情况也只能做到第二名。但在世界竞争的大格局下，能做到第二名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