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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中国式潜藏领导力优化?

发表于 2012-1-6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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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讨论潜藏式领导力优化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来分析一下领导的本质。   第一种:根据《管理学基础》中的解释:领导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内,为实现组织预定目标,领导者运用其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 ...
在讨论潜藏式领导力优化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来分析一下领导的本质。

  第一种:根据《管理学基础》中的解释:领导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内,为实现组织预定目标,领导者运用其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并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

  第二种:根据中国企业领导力和党政干部领导力训练专家唐渊先生在《领导新法》中的解释:领导就是领导者进行领导活动,率领着一群人去达到目标。

  以上两种解释中,不管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领导者如何带领或影响被领导对象,达成预定的目标。

  下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带领导?通过什么途径带领?为达成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世界上,提升组织领导力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法制,一种是德治。

  提倡法制,是每个企业组织都极力推崇的一种直接的、客观的、可操作性的一种治理手段。法制体系下的领导力优化,既包括对上层领导的权责约束,也包括对中层领导及基层员工的权责约束。

  实行法制化的企业组织有几下好处:

  第一,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既定的组织规则面前,谁也无法有特殊的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均等。

  第二,有利于团队的优胜劣汰。由于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一个人能力差,就只能让位于能力强,无偏袒,然后造成优胜劣汰的效果。

  第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由于内部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能者就能得到重用,弱者就只能小用或不用,从而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第四,有利于规避组织领导力风险。在组织游戏规则下,任何领导行为,都受到权力的制衡,对于领导风险的规避有很大帮忙。

  但实行法制化的企业组织,也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第一,组织是否具备完全法制化的条件。如果没有完全具备法制化的条件,而硬要说自己是法律化组织,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最终非法律化的面目被揭开后,一定会是鲜血淋沥的。

  第二,组织成员的人情冷淡,“志同,道不同”。实行法律化企业组织,虽然组织成员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因为企业的本质是以“能力、实力定成败”,因此,成员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一种命运共同体。他们目标相同,但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心与心不会融合在一起。

 第三,组织成员忠诚度有待提升。实行法法律化企业组织,虽然在规范组织成员和规避领导力和成员行为风险有很大帮忙,但是由于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利益关系,因此,只要有其他公司更好的环境或更好的待遇,组织成员就会马上卷铺盖走了,他们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座右铭,忠诚度可想而知。

  法制化只是实现企业组织优化的一种形式,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的管理。

  例如,美国是一个高度法律化,讲求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即使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美国仍然出现各种问题。在企业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了。

  在安然破产事件,最突出的问题是,暴露了外部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做假帐的行为。这时,有人就要问了:“美国审计制度,不是世界上最健全的制度吗?怎么还会有做假帐的行为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的问题。

  正如一位专家对此评价说:“安然事件充分暴露了人的劣根性,即贪欲!只要有贪欲,不管法律如何健全,都无非避免组织的风险。因为10万美元收买不了你,那100万美元、1000万美元或5000万美元呢?!”

  因此,除了法制化的规范,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人性”的管理上来,即要对组织的成员讲求“德治”,“德治”与“法制”两者结合,才能更大范围内规避组织和领导行为的风险。

  对中国来说,由于在长期封建主义的忠孝思想的熏陶,人治有时候大于法治的社会现实,那就更需要提升领导者的“德”的修养,以规避领导力风险。

  为此,我认为,在中国式领导力优化上,务必从以下四点,正面认识。

  第一,领导也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要正视其本能性。

  领导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有其凡夫俗子的原始本性,如欲望、吃住、伪装等本能。而伪装,就是一种潜藏。

  在领导力优化上,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不善于潜藏——或者这样描述,一个不善于伪装的领导,他如果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该从哪里着手。

  在中国式领导中,虽然虽然仁人志士和明君贤将都说自己有多么贤良,多么开明,没有私欲,大公无私,但总结中国上下五千年,上至尧舜、唐宗宋祖,下至黎明百姓陈胜吴广,哪一个没有鲜明的动物本能呢?

  因此,否则了自己的动物本能,就是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背叛。

  只是在同等动物本能的条件下,有的人懂得克制自己,然后成了圣人、贤人、君子;有人的放纵欲望,骄奢淫逸,以至成了暴君奸佞,卑鄙小人。

  而这种克制本能,说到底,就是一种潜藏式的人生智慧。

  第二,领导也有欲望,有欲望就要正视。

  领导是凡夫俗子,因此有欲望是人之常情。同时,有欲望就要去正视,而不能忽视它,这才符合自然规律的“道”。

  正因为有欲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首先就要有这么一个意识,为自己设定一个承受、承担欲望的底限。然后,在这个欲望底限之上,进行安身、立命与处世。

  在中国式领导优化上,为什么很多领导没有“优化”,除了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没有好好地正视自己的欲望,没有一个正确认为欲望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式领导优化被弱化的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受环境的影响;二是自身价值观混乱。

  第一种原因是因为看到别人或别人的驱使、诱引,然后令自己的欲望膨胀;第一种原因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一种健康的价值观,认为欲望本就是一种天性,享乐本是一种生活,追求感官享受与追求。

  因此,只有正视自己的欲望,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自己的领导力才能得到优化。

  第三,领导的“仁”在于修炼。

  孔子认为,“仁”就是一种恻隐之心。而什么叫恻隐之心呢?就是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内心里也会有悲伤的怜悯之心。其实,这种怜悯之心,是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为人底限。一个人如果对于别人的痛苦已经到了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任之且之的地步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已经到了自私、冷血的地步了。

  因此,做为一个领导者,要优化自己的领导力,就必须从最基本的“仁”修炼起。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仁之心”,就不可能带领一个团队,更不能令这个团队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只会成为一团散沙。

  商纣王为什么会被周武王打败,难道是周武王财力、军事实力更强大么?难道是周武王法律、典章制度更健全么?不是!只是因为商纣王的昏庸无道、众叛亲离,已经散失了领导整个诸侯国的能力。

  红军长征中,难道是毛泽东的军事实力比蒋介石更强大么?也不是。只因为红军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更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的需求,更符合时代的发展。正如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张学良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红军要枪没枪,要炮没炮,缺吃少穿,穿的大都是打着补丁的衣服,而我们国民军呢,有枪有炮还有飞机,还有军饷命,但为什么总是无法打败这群形同叫化子一样的农民队伍呢!

  对比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领导方式,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毛泽东带兵,靠的是“德”治,争取的是民心,靠的是“道”;而蒋介石带兵,靠的是“权谋”,靠的是“术”。

  第四,修炼成“君子”还是“小人”是个体人性选择。

  既然领导力的优化要靠修炼,但修炼就一定能成“仁”吗?不一定!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欲望、本能,尊礼重道,是一种仁德,只要每个人去修炼礼义廉耻之礼,尊礼重道,那天下就会是一个仁义之邦,礼义之国。

  但问题是,修炼这种尊礼重道、礼义廉耻之德,该怎么做呢?靠什么去做呢?孔子提出了一个方案,即要“为人由己,其由人哉?”意思就是说在达到修炼成正果的目的,靠的是自己,而不能靠别人。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为什么孔子只说是“为人由己”,而不说“为仁由己”。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修炼成什么样的结果,只有靠这个“人”自己本身去选择。

  而这种选择,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修炼成君子;二,修炼成小人。

  而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很多人虽然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就是一个奸佞小人,如《水浒传》里的高俅、童贯等,在自身利益损害时,不惜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致百姓于之水火不顾。这些人绝对是小人。

  而有的人虽然刚愎自用,但是却有一颗正直的心,如秦末农民起义的将领之一的项羽,虽然其行为暴燥,但却不影响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正直、可亲的对象。

  老子说:“性相近,人相远。”人的本性,不管是善还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在人生历炼的过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以致有些人成了“君子”,有些人成了“小人”。

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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