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台班子取肾

摘除肾脏的手术室是从民营医院租借的，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从多个医院找来

配型成功当晚，汪虎进行了肾脏摘除手术。动手术前，一个叫陈通的年轻人拿出一张捐献书让他照着抄，汪虎在纸上写下：“本人自愿捐献肾脏一个，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与任何人无关。”

这张捐献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不允许涉及人体器官的交易，对于活体器官捐献，法律规定，只有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才能进行活体移植。

手术结束，汪虎醒来时发现自己左腹部包裹着厚厚的白纱布——他的左肾摘除了。

术后第三天，汪虎再次被蒙着眼睛接到一家大宾馆住下，3天后，拿着左寒冬给的2万5千元回了安徽老家。

其他22名活肾供体也是在这家医院进行手术的。搭起这套手术班底的人是组织者刘永东。手术室是刘永东从南昌华中医院租来的，这家医院是一家全科室民营医院，股东是江西省职业病防治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盛禄和侄儿陈韶辉。在南昌只有两家公立三甲医院有进行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质。

每次，刘永东付给华中医院3.5万元手术室租借费。对于民营医院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陈盛禄在警方问询时否认知晓刘永东租借场地的真实目的。

草台医疗班子是刘永东临时拼凑的，主刀医生是从广西请来的蒋政林，手术助理是江西省武警医院年轻医生万鹏，麻醉师是南昌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师肖聪，两名护士也来自江西省武警医院。

2012年7月案发时，南昌华中医院被警方查封，记者近日按着旧地址找过去，医院的牌子已经被摘除。

每台取肾手术，主刀医生可获得报酬数1万元左右，其他人报酬从1000元到4000元不等。

刘永东是在长期求医过程中与以上医护人员产生交集的。刘永东是江西瑞昌人，2005年被查出患尿毒症，双肾衰竭，2006年在江西省武警医院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总共花费15万元左右，几乎是倾家荡产。

2010年，刘永东再次出现肾功能衰竭，需要再找肾源换肾。刘永东说，“想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的念头让他再次开始寻找新肾源。

刘永东在网上联系上左寒冬，想了解黑市买卖肾的情况。2011年左寒冬拉他加入贩肾团伙。

刘永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刚开始他只是想为自己寻找新肾源，但后来发现其中利润很大，渐渐起了贪心，加入贩肾团伙。由于经常出入南昌各医院，刘永东和许多医生、护士很熟。他在贩肾团队中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医生和护士。据他供述，每一单买卖，他从中分到1万元。

刚摘除的肾脏浸泡药水，装在冷藏箱中，以海鲜的名义空运至广州

当汪虎在南昌华中医院做肾脏摘除手术时，莫永青已经提前从广州飞到南昌，等待将肾带回广州。手术后不久，陈通将新鲜的肾脏带出医院，交给左寒冬，并从左寒冬处收取这几天来所有的报酬1500元。

左寒冬和刘永东经手的肾脏大多流向广州医药商人陈峰，莫永青是陈峰的“马仔”，负责运肾回广州，每次可获得报酬3000元。

从左寒冬手中取到的肾脏，以药水浸泡，装在冷藏箱中。过机场安检时，莫永青告诉安检人员，箱子里装的是冷冻的海鲜。每次都顺利过关。

莫永青自己也曾卖过肾。莫永青的父母欠下30万元债务，为了找钱应急，2010年，莫永青在网上找到一个厦门的中介，中介骗他说卖肾可以得10万元，莫永青动心了：“没有肾还能活，当时就想着有钱还账，父母就不用被人逼得去上吊。”

第一个中介并没有找到配对的受体，莫永青被介绍给郑州的中介，随后又被介绍给广州的中介。“我就像猪仔一样被中介卖来卖去，最后遇到了陈峰。”莫永青说。

但陈峰只给莫永青开价25000元，莫永青咬牙卖了左肾。卖完肾后，莫永青发现自己体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干不了重活。为了帮父母还债，他再次找陈峰借钱，陈峰把他拉入卖肾行当。

莫永青说，自己被摘过肾，深感身体无力的痛苦，每次运送肾脏都觉得负疚。

刘永东介绍，在贩肾团伙中，除了医护人员，大部分参与者都与器官移植有直接关系——要么之前是供体，要么之前是受体，大家都捆绑在器官买卖这条利益链条上。供体摘除肾脏后，很多人自愿加入贩肾组织，因为卖完肾，身体变差，基本没法承担劳累一点的工作。

曾负责看护汪虎的山东小伙陈通，是刘永东2011年在网上找的搭档。29岁的陈通曾因生意失败，卖过自己的肝脏。

贩肾集团的“大头目”左寒冬，早年也曾以6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肾卖给陈峰。后来，陈峰主动联系到了他，让他帮找“取肾的医院”，他随后加入贩肾集团。

药商陈峰为维护与医院关系，多卖药品勾结医生，提供非法肾源

在贩卖肾脏链条的最后一环，陈峰是幕后大老板，他是广州蒙家帝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推销与器官移植相关的药品。据他说，每年卖药能挣几百万元。

陈峰向警方供述，因为卖药他与广州医院很多移植科医生建立了关系。2010年，广州军区总医院肾脏移植科副主任朱云松跟他说，肾源很紧张，很多病人等着肾脏移植，朱让他去外面联系一些脑死亡病人的肾源。

2010年，陈峰在网上认识了江西的左寒冬，左寒冬说和江西的武警总医院关系熟悉，可以提供脑死亡病人的肾脏。陈峰派莫永青去南昌、景德镇从左寒冬处取肾，再把肾卖给朱云松。

陈峰否认贩卖肾脏是为了谋利，“我卖药利润很高，根本看不上买卖器官这些小钱。主要是维护关系，做药品。”警方调查发现，陈峰每提供给朱云松一个肾脏，得到12万元，其中10.5万元分给贩肾集团的江西中介团伙左寒冬等，1500元分给莫永青，他自己能赚1万多元。

目前，朱云松被另案处理，但网络上有许多尿毒症患者仍发帖对他表示感激。

按照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前，临床学术和伦理委员会要对器官来源的合法性等进行审查。新京报记者前晚致电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移植相关科室负责人，询问该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应当履行的正规程序，该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器官移植科医生介绍，病人进行肾脏移植，肾源加手术费、疗养费约50万元。由于肾源很紧张，不排除某些医院默许非法途径的肾脏流入。“病人迫切需要，医院有利可图，某些医生就默许了伪造的资料。”

经警方调查，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间，以陈峰为首贩肾团伙，先后对23名供体进行肾脏摘除手术。这23枚被摘除的肾脏，有21枚运抵广州军区总医院实施了移植手术。有两枚由刘永东请医生私自在江西、广州的民营医院实施移植手术。

刘永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整个利益链条中，他所得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刚够过日子。2011年10月，刘永东决定冒险赚笔大钱，他自己组织医生为江西瑞金尿毒症患者罗女士换肾，并收取罗女士现金41.5万元。刘永东拒绝向记者透露他分成所得，只表示“是不小的数字。”

罗女士前日也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她患有尿毒症，一直得不到合适肾源，2011年8月，她联系上刘永东。当年11月，刘永东找到匹配的肾源，并安排罗女士在华中医院进行肾脏移植手术，主刀医生是刘永东请来的器官移植科专家周凯章。

罗女士说，术后她康复情况不错，从个人情感上感谢刘永东，“毕竟救了我一命。”

刘永东目前因为肾衰竭被取保候审，他说他最关心的仍是怎样获得合适的肾源，保住性命。他说，“近几年肾源不断减少，如果能从正规途径得到合适的肾源，谁也不想去做犯法的事。”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大概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成功移植器官约为1万例，许多病人不得不转向非法领域寻找肾脏。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告诉记者，活体器官移植是以伤害另一个人的重大健康为代价的，全世界都严禁活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的商业化，会加大社会的鸿沟，巨大的利益甚至会催生罪恶和违法行径。她表示，我国现有的捐献模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最好的办法是鼓励身后捐献器官。

辗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和江西省南昌市、景德镇市等地，组成出卖人体器官黑中介，圈养供体、“招募”手术医护人员、联系肾源买方，两年间共非法买卖肾脏31个，获利150余万元。近日，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陈锋、莫永青等12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九年零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罚金。